大马种族困境何其多
自1970年前，首相马哈迪出版《马来人的困境》一书以来，族群困境已成了各族普遍感受到的处境。在中文，困境主要指困难的处境；只是，在英文（Dilemma）含有左右为难，难以抉择之义。
如马哈迪谈到马来人的困境时，是指马来人一方面要伸张马来人对马来亚的主权，可是又不想伤害他族的感受，进而鼓励马来人应勇于表达自我的索求。
早在1944年，瑞典经济学家繆达尔（Myrdal）便写了本大块头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书，书中提到，美国人的信条 （American's Creed）是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可美国人对黑人又歧视、又排斥，並不把黑人当作平等的人类，这显然与美国人的信条有所衝突，是 所谓的美国的困境。
虽然，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狂飆时期，黑人终于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可整体上，依然在社会经济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与排斥。这也是何以迄今，黑白问题依然是敏感问题，也常是警民衝突的起因之一。
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种族问题依然是禁忌，这究竟是文明的表现，还是社会压力所致，则见仁见智。这也是个言论自由对责任的论战。
也不知是否受了老马的影响，1998年，学者莉莉（Lily Zubaidah Rahim），也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新加坡的困境：马来族群的政治与教育的边缘性》一书。从书名可看出，这是本探討新加坡马来人边缘性的著作，之所以称 之为新加坡而非单纯马来人的困境，原因在于，作者认为，马来人的「边缘性」事关全民，与新加坡这个岛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挑战有机地联络在一起，故需要国 家层次而非单纯族群层次的解决方案。
马新两国一衣带水，均是个多元族群国，只是族群结构的巫华占比倒反。大马是马来人掌政军主导权，自1970年以来，由国家採取积极介入的手法来重组社会结构，特別是在经济层面。
新国扶助弱势族群
新加坡的做法则是，自助人助，一方面著重能者出头的绩效制，他方面也適度地在自助人助的基础上，对弱势族群伸出援手，如由政府部份援助经由马来∕穆斯林组织，帮助提升马来穆斯林的教育水平与经济地位。
这种自助人助的思路，也是新加坡的建国哲学，如其复杂多功能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便是种自助人助制度。
大马的扶弱济贫政策则偏重国家的责任；因此，也较易出现被助者的依赖心理，也可能出现监守自盗的腐败现象。
一般来说，非马来人与外国学者，多认为大马式的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差別性扶弱济贫政策，是既不公平，也缺乏成效的，特別是在1970-80年代期间。
只是，有趣的是，有位本国华人叶林生在其2003年出版的《华人的困境》一书里，则与眾不同地认为，像新经济政策这种偏向马来人的政策，是打造成功 的多元社会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至少，大马的国家介入型扶弱政策比美国的扶弱济贫成功得多。作者在书中，还表达了一些，相信不仅是华人，连印度裔也难接受的 观点；如认可马来人的支配权等，听起来像出自巫统领袖之口的文字。
另外，早在1982年，台湾学者杨建成也写了本《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颇能反映华人的一般感受。在2009年，也有位大马印度裔写了本內容丰富的英文书《大马印度裔的困境》。
如马哈迪谈到马来人的困境时，是指马来人一方面要伸张马来人对马来亚的主权，可是又不想伤害他族的感受，进而鼓励马来人应勇于表达自我的索求。
早在1944年，瑞典经济学家繆达尔（Myrdal）便写了本大块头的《美国的困境：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一书，书中提到，美国人的信条 （American's Creed）是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有追求幸福的自由，可美国人对黑人又歧视、又排斥，並不把黑人当作平等的人类，这显然与美国人的信条有所衝突，是 所谓的美国的困境。
虽然，在1960年代，民权运动狂飆时期，黑人终于获得了平等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可整体上，依然在社会经济方面受到一定的歧视与排斥。这也是何以迄今，黑白问题依然是敏感问题，也常是警民衝突的起因之一。
在言论自由的美国，种族问题依然是禁忌，这究竟是文明的表现，还是社会压力所致，则见仁见智。这也是个言论自由对责任的论战。
也不知是否受了老马的影响，1998年，学者莉莉（Lily Zubaidah Rahim），也出版了一本学术著作《新加坡的困境：马来族群的政治与教育的边缘性》一书。从书名可看出，这是本探討新加坡马来人边缘性的著作，之所以称 之为新加坡而非单纯马来人的困境，原因在于，作者认为，马来人的「边缘性」事关全民，与新加坡这个岛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挑战有机地联络在一起，故需要国 家层次而非单纯族群层次的解决方案。
马新两国一衣带水，均是个多元族群国，只是族群结构的巫华占比倒反。大马是马来人掌政军主导权，自1970年以来，由国家採取积极介入的手法来重组社会结构，特別是在经济层面。
新国扶助弱势族群
新加坡的做法则是，自助人助，一方面著重能者出头的绩效制，他方面也適度地在自助人助的基础上，对弱势族群伸出援手，如由政府部份援助经由马来∕穆斯林组织，帮助提升马来穆斯林的教育水平与经济地位。
这种自助人助的思路，也是新加坡的建国哲学，如其复杂多功能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便是种自助人助制度。
大马的扶弱济贫政策则偏重国家的责任；因此，也较易出现被助者的依赖心理，也可能出现监守自盗的腐败现象。
一般来说，非马来人与外国学者，多认为大马式的建立在种族基础上的差別性扶弱济贫政策，是既不公平，也缺乏成效的，特別是在1970-80年代期间。
只是，有趣的是，有位本国华人叶林生在其2003年出版的《华人的困境》一书里，则与眾不同地认为，像新经济政策这种偏向马来人的政策，是打造成功 的多元社会所必需付出的代价。至少，大马的国家介入型扶弱政策比美国的扶弱济贫成功得多。作者在书中，还表达了一些，相信不仅是华人，连印度裔也难接受的 观点；如认可马来人的支配权等，听起来像出自巫统领袖之口的文字。
另外，早在1982年，台湾学者杨建成也写了本《马来西亚华人的困境》，颇能反映华人的一般感受。在2009年，也有位大马印度裔写了本內容丰富的英文书《大马印度裔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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