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人民关係
这看似一场辩论赛的题目，其实是一场培训营分享会的主题。我和陈亚才兄在27日（今天）应一华团生活营之邀，出席和年轻人谈谈我们的看法。虽然我们都是学歷史的，但他的身份比我超然。我的火箭烙印很深，即使退了党，「超人」的发言难免会被视为民主行动党的立场。
如果我说政府和人民的关係应该是「角力」，则国阵（尤其华基政客）的舆论机关將伺机说成「连超人也承认，檳城人民需要和檳城政府进行角力」，进而推导出结论：「林冠英政府和檳城人民不能共贏」，「一定要让火箭或公正党输掉一些议席，以壮大檳城国阵」。
如果我说政府和人民的关係应当是「共贏」的话，那么国阵文宣也会宣称「人民无需和纳吉角力，应该充和分和国阵政府合作，尤其通过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去协商，来爭取权益，达致共贏」。
为了避免我的演讲內容被断章取义，首先，我要设定好討论的「条件」，不能光从命题出发来泛谈。好比你问小朋友，「下雨好吗？」，他很难答覆。但若设定好条件，「请问在旱季，下雨好吗？」或者「海啸过后，下雨好吗？」，则小朋友的回答就简单得多。
所以，只要我们將「条件」设定好，將討论的时空范围界定清楚，则不仅有助於大家判断问题，我的见解亦不容易被有心人曲解。
巫统主导的马来西亚国阵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海內外搞「大马研究」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歷史学者累积的文献很多，有曰：威权政府、种族威权主义、协和式民主、选举式威权、威权性发展主义、温和穆斯林国家、超稳定种族霸权政体、掠夺型威权国家……林林总总的名堂、概念和定义。
然上述的概念和定义，都能综合出若干特徵：
1.大马是介於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
2.国阵是由马来种族支配的权力分配模式；
3.国阵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备受质疑，皆因不公正的选举制度（gerrymandering）使然；
4.隨著伊斯兰化政策（islamization policy）的进逼，大马宪政世俗的基础正逐步受到蚕食；
5.英国西敏寺的三权分立民主制衡机制没有获得充分尊重和实践，尤其干预司法的大案成为詬病；
6.国阵推崇的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而非「法治国家」（rule of law）；所以它在国会可以制定诸多「恶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不惜践踏公民自由权；
7.大马虽然不是共產国家，但国阵执行的经济政策也並非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由单一种族垄断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巫统「干预市场的手」无所不在，但偏偏「要自由竞爭的它却干预，要干预的它却自由放任」，是为马来党国资本主义（Malay party state capitalism）；
8.国阵（尤其巫统）有一套奴役百姓思想的软势力，从敦拉萨的「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马哈迪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s）发展到当今纳吉和伊党共治的「伊斯兰化政策」，作为消解马来社会反抗势力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9.社会福利的分配不是建立在民间的实际需求，而是以肤色为判断基础，国民被划分为土著和非土著，各民族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是为「单一种族福利国」，又称社会沙文主义（Social Chauvinism）；
10.西马半岛的现代化建设远远超越东马两邦，资源长年被执政精英所瓜分，近年本土主义崛起，沙砂分离主义將是大马未来的一大挑战。
就以上十点特徵来作为我们討论问题的「条件」和「范围」，你认为，大马人民和国阵政府的关係，应当是「角力」还是「共贏」？
我不准备提供標准答案，因为我不赞成给年轻人「餵食」，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西方哲人对「政府」的见解，作为大家独立思考的参照系。
首先，我们探討为何人类这一物种，需要组织政府和国家（state）？简单地说，人类是群居的动物，要通过结社、互助、集体和情感生活，来应付自然界、猛兽和外族的挑战，目的为保障个体安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点）和繁衍后代。
所以人不论在参加部落、归入民族、组织国家或选举政府，都应当是以促进自身的福祉（自由、安全和繁衍，也包括財富）为宗旨，而非被集体（可以是部落、宗教、民族、国家或政府）所奴役或侵犯。
我认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谓「政府的目的是自由」，史宾诺莎（Baruch Spinoza）也认为，「自由应摆在安全之前」。洛克（John Locke）则说，「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故此，人类最宝贵的价值是自由，自由不应该因结社而受到侵犯。人民组织政府，是將自己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按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度让」给政府，並且约定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举行选举，確保「度让」的权力可以依时收回，或重新委託给另一执政集团。若发现「社会契约」的內容没有被政府所遵照，人民有权力可以用暴力推翻之（卢梭的观点），这就是「主权在民」的精粹。
社会契约的內容，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和国家/政府（英文都是翻译作State）的基本约定，比如维持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宪法至上的治理模式」、「个人自由、安全和平等获得保障的社会制度」等等。宪法则可谓社会契约最集中的体现，我借用中国当代思想家已故严家其先生的「两个凡是」来说明之：「凡是宪法没有规定政府可以做的，政府都不可以做；凡是宪法没有阻止人民去做的，人民都可以去做」。这个要义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度让」给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不会被滥用来遏制或侵犯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所以，对於政府权力，要从严规范；对於人民权利，要从宽解释。政府敢越其权限一步，就是违宪；人民反抗，则是护宪。故此，净选盟（Bersih）號召人民上街，和平示威，不是推翻国会民主，而是捍卫人民有反对专制政府的自然权利。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我同意作为一个有效进行「治理」的政府，它需要透过「社会契约」赋予它合法使用暴力（警察、军队、监狱）、公共资源（財政税收）和司法系统，这是为確保促进一个大多数人福祉的社会制度得以有序运作。但是，政府/政党和政客，往往会滥用公权力，来维护统治集团的狭隘利益，甚至侵害人民的福祉和破坏"社会契约"，大家从近期国阵援引「国安法」（SOSMA）逮捕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一案就能判断之。
再则，大歷史学家艾克顿爵士（Load Acton）认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有西方孟德斯鳩（Montesquieu）主张三权分立，近有东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出发点均是对人性的不信任，故要將权力分散，並用权力来制衡权力。有人形容说「寧要两只互相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如李敖就提出「壮大乌龟打王八」的主张。大家不妨思考纳吉在被揭发一马丑闻案后，从其个人到政府机构，权力是更集中还是被分散？
我期待大家能从我的分享中结合大马的「具体国情」来做独立思考。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1957年到今天，你认为，我国的政治是否更加自由？社会是否更加开放？民族是否更加平等？经济是否更加进步？政府是否更加廉洁？宗教是否更加宽容？
最后，你的个人权利是否受到尊重？你会和纳吉政权「角力」还是「共贏」？答案还需要我说出口吗？
如果我说政府和人民的关係应该是「角力」，则国阵（尤其华基政客）的舆论机关將伺机说成「连超人也承认，檳城人民需要和檳城政府进行角力」，进而推导出结论：「林冠英政府和檳城人民不能共贏」，「一定要让火箭或公正党输掉一些议席，以壮大檳城国阵」。
如果我说政府和人民的关係应当是「共贏」的话，那么国阵文宣也会宣称「人民无需和纳吉角力，应该充和分和国阵政府合作，尤其通过马华、民政和人联党去协商，来爭取权益，达致共贏」。
为了避免我的演讲內容被断章取义，首先，我要设定好討论的「条件」，不能光从命题出发来泛谈。好比你问小朋友，「下雨好吗？」，他很难答覆。但若设定好条件，「请问在旱季，下雨好吗？」或者「海啸过后，下雨好吗？」，则小朋友的回答就简单得多。
所以，只要我们將「条件」设定好，將討论的时空范围界定清楚，则不仅有助於大家判断问题，我的见解亦不容易被有心人曲解。
巫统主导的马来西亚国阵政府到底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权？海內外搞「大马研究」的政治学者、社会学者、歷史学者累积的文献很多，有曰：威权政府、种族威权主义、协和式民主、选举式威权、威权性发展主义、温和穆斯林国家、超稳定种族霸权政体、掠夺型威权国家……林林总总的名堂、概念和定义。
然上述的概念和定义，都能综合出若干特徵：
1.大马是介於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
2.国阵是由马来种族支配的权力分配模式；
3.国阵执政的合法性（legitimacy）备受质疑，皆因不公正的选举制度（gerrymandering）使然；
4.隨著伊斯兰化政策（islamization policy）的进逼，大马宪政世俗的基础正逐步受到蚕食；
5.英国西敏寺的三权分立民主制衡机制没有获得充分尊重和实践，尤其干预司法的大案成为詬病；
6.国阵推崇的是「依法治国」（rule by law）而非「法治国家」（rule of law）；所以它在国会可以制定诸多「恶法」来「维持社会秩序」，不惜践踏公民自由权；
7.大马虽然不是共產国家，但国阵执行的经济政策也並非自由的市场经济，而是由单一种族垄断的朋党资本主义（crony capitalism）。巫统「干预市场的手」无所不在，但偏偏「要自由竞爭的它却干预，要干预的它却自由放任」，是为马来党国资本主义（Malay party state capitalism）；
8.国阵（尤其巫统）有一套奴役百姓思想的软势力，从敦拉萨的「马来人至上」（Ketuanan Melayu），马哈迪的「亚洲价值」（Asian Values）发展到当今纳吉和伊党共治的「伊斯兰化政策」，作为消解马来社会反抗势力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
9.社会福利的分配不是建立在民间的实际需求，而是以肤色为判断基础，国民被划分为土著和非土著，各民族的权利和义务不对等，是为「单一种族福利国」，又称社会沙文主义（Social Chauvinism）；
10.西马半岛的现代化建设远远超越东马两邦，资源长年被执政精英所瓜分，近年本土主义崛起，沙砂分离主义將是大马未来的一大挑战。
就以上十点特徵来作为我们討论问题的「条件」和「范围」，你认为，大马人民和国阵政府的关係，应当是「角力」还是「共贏」？
我不准备提供標准答案，因为我不赞成给年轻人「餵食」，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些西方哲人对「政府」的见解，作为大家独立思考的参照系。
首先，我们探討为何人类这一物种，需要组织政府和国家（state）？简单地说，人类是群居的动物，要通过结社、互助、集体和情感生活，来应付自然界、猛兽和外族的挑战，目的为保障个体安全（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观点）和繁衍后代。
所以人不论在参加部落、归入民族、组织国家或选举政府，都应当是以促进自身的福祉（自由、安全和繁衍，也包括財富）为宗旨，而非被集体（可以是部落、宗教、民族、国家或政府）所奴役或侵犯。
我认同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谓「政府的目的是自由」，史宾诺莎（Baruch Spinoza）也认为，「自由应摆在安全之前」。洛克（John Locke）则说，「政府没有权力剥夺任何人的自然权利（Natural Rights）」。故此，人类最宝贵的价值是自由，自由不应该因结社而受到侵犯。人民组织政府，是將自己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按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度让」给政府，並且约定每四年或五年一次举行选举，確保「度让」的权力可以依时收回，或重新委託给另一执政集团。若发现「社会契约」的內容没有被政府所遵照，人民有权力可以用暴力推翻之（卢梭的观点），这就是「主权在民」的精粹。
社会契约的內容，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和国家/政府（英文都是翻译作State）的基本约定，比如维持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政体」、「宪法至上的治理模式」、「个人自由、安全和平等获得保障的社会制度」等等。宪法则可谓社会契约最集中的体现，我借用中国当代思想家已故严家其先生的「两个凡是」来说明之：「凡是宪法没有规定政府可以做的，政府都不可以做；凡是宪法没有阻止人民去做的，人民都可以去做」。这个要义就是为了保障人民「度让」给政府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利，不会被滥用来遏制或侵犯公民自由权（civil liberties）。所以，对於政府权力，要从严规范；对於人民权利，要从宽解释。政府敢越其权限一步，就是违宪；人民反抗，则是护宪。故此，净选盟（Bersih）號召人民上街，和平示威，不是推翻国会民主，而是捍卫人民有反对专制政府的自然权利。
我不是无政府主义者（Anarchist），我同意作为一个有效进行「治理」的政府，它需要透过「社会契约」赋予它合法使用暴力（警察、军队、监狱）、公共资源（財政税收）和司法系统，这是为確保促进一个大多数人福祉的社会制度得以有序运作。但是，政府/政党和政客，往往会滥用公权力，来维护统治集团的狭隘利益，甚至侵害人民的福祉和破坏"社会契约"，大家从近期国阵援引「国安法」（SOSMA）逮捕净选盟主席玛丽亚陈一案就能判断之。
再则，大歷史学家艾克顿爵士（Load Acton）认为，「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古有西方孟德斯鳩（Montesquieu）主张三权分立，近有东方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出发点均是对人性的不信任，故要將权力分散，並用权力来制衡权力。有人形容说「寧要两只互相制衡的魔鬼，也不要一只拥有绝对权力的天使」，如李敖就提出「壮大乌龟打王八」的主张。大家不妨思考纳吉在被揭发一马丑闻案后，从其个人到政府机构，权力是更集中还是被分散？
我期待大家能从我的分享中结合大马的「具体国情」来做独立思考。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1957年到今天，你认为，我国的政治是否更加自由？社会是否更加开放？民族是否更加平等？经济是否更加进步？政府是否更加廉洁？宗教是否更加宽容？
最后，你的个人权利是否受到尊重？你会和纳吉政权「角力」还是「共贏」？答案还需要我说出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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