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从1953年就秘密计划成立马来西亚

dailyexpress.com.my    15^th April, 2020

英国从1953年就秘密计划成立马来西亚

正当希望联盟政府试图修改联邦宪法以撤消1976年修宪案让婆罗洲国家复原到1963马来西亚协议当儿崩盘瓦解了。 沙砂两邦国要求赋行MA63协议在过去几年声量是越来越强大响亮。这种情绪被有些人看成只不过是本土主义，其实这是国家主义的开端，早已经在婆罗洲领土扎根。这种国家主义缺乏适当发展机会是因为在一九，五，六十年代的后殖民地区域政治和利益主义强制性被合并所造成的。

          夹在美国和英国大国的竞争利益以及较小的地区像印尼和菲律宾国的利益之间，婆罗洲领土的人民的合法权益显得不重要，即使有的话。

这两本书着眼于马来亚和新加坡与婆罗洲殖民地合并幕后的这一“动机”，其中有明确的权威性细节：Dr Stanley S. Bedlington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新国家的建设》（1978年）和Dr. Mathew Jones于 1961-1965年东南亚的冲突与对抗，英国，美国和马来西亚的成立（2001）。

公平地说，Bedlington确实提到，“沙巴和砂拉越的当地领导人对Tunku的提议做出了强烈和不利的反应”。他的评估同样准确地将Cobbold Commission委员会描述为“由英国官员发起的组织确实是英国计划的”。 “这一事实立即显而易见因为委员会连包括一个婆罗洲代表也没有。”

          此外，它没有在英属北婆罗洲或砂拉越进行任何公投，以客观地衡量人民对“马来西亚”合并问题的意愿和倾向，以协助进行调查。Bedlington补充说，英国殖民官员甚至对两国人口施加“压力”以逼使他们接受合并。

马修·琼斯（Matthew Jones）在他的书中指出，两个王室殖民地的州长对委员会持怀疑态度，英属北婆罗洲的州长Goode称该做法为“闹剧”。因而，他指出，“不允许该地殖民地的异议干扰伦敦和吉隆坡早就已经决定好的事项”。

对于沙砂两国跟马来亚合并，这本书的内容重新审视详细研究了合并提案背后的真正力量，还有婆罗洲两个领土上大多数居民的真实意愿和倾向如何被严重颠覆了，忽略，故意曲解，反对的声音完全不加以理会。

澳大利亚历史学家Dr Greg Poulgrain所著的《 Konfrontasi的起源：1945-1965年的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八打灵再也：战略信息与研究发展中心，2014年）一书揭发了被隐藏无数年令人惊讶的事实，这过程中也揭发了截然不同于一般描述马来西亚如何形成的事实。

          Poulgrain将他在英国殖民地官方档案的研究与他在马来西亚形成期间曾扮演过各种角色幸存者的多层面采访结合，从而挑战一般对马来西亚形成认知的常规版本。        

          未来的历史学家将深深感激Dr. Poulgrain，对于这些宝贵的信息来源和对砂拉越历史的深刻见解. 以下是他对上尉Capt. Albert Young关于砂拉越近海发现石油的典型采访（上图）。其实Dr，Poulgrain的专业兴趣领域是印尼，而不是马来西亚，因此，他的著作不仅涵盖了马来西亚的成立，还涵盖了更多的领域，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含了许多与砂拉越有关的新材料。             

                                                                                                 1.     

        Poulgrain坚决将“大设计” 中的五个由英国控制的马来亚，新加坡，北婆罗洲，砂拉越和文莱的领土合并在一起的起源归于白厅（Whitehall），这与它的传统说法背道而驰。 Poulgrain引用了1953年3月10日的一份殖民地机密文件中英国在 “东南亚英属领土的政治目标”，他揭发了英国政府（英女皇政府，简称“ HMG”）是在“蓄意欺骗”的。同时随口答应Rajah Vyner Brooke意愿给与砂拉越自治权以体现在1941年《砂拉越宪法》的序言中的。 事实上，早在50年代，HMG已经在规划将婆罗洲领土和马来亚/新加坡集团以“某种形式的宪法协合”，做为“英国东南亚统治权”的形式联合起来。

1955年4月2日，Commissioner-General Malcolm MacDonald通知英国殖民地大臣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婆罗洲领导人可能不像马来亚领导人那样了解我们的宏伟设计。”        

          尽管如此，艾伦·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在1956年11月通知北婆罗洲州长罗兰·特恩布尔爵士(Sir Roland-Boyd)：“北婆罗洲和砂拉越以及所有三个婆罗洲领土联合的可能性……是……领土人民自行决定。”但是，正如波格兰（Poulgrain）所指出的那样，[HMG]从未设想过让砂拉越人民自治。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两个领土上的殖民地官员最初对婆罗洲与马来亚和新加坡合并的想法不利，他们认为时机未成熟。

          他们更关心是沙砂两国不同种族的人民如何和睦相处，他们想到的是逐步让它们走向独立的可能性，有可能先组建一个婆罗洲联盟，然后才与南中国 海那一边政治上较熟的马来亚和新加坡的邻国合并。 “婆罗洲提案”于1958年提出，但正如Poulgrain所指出的那样，1958年的提案提出了正式批准的文件，其实，早在1953文件中“早有了替代方案”进行中。 实际上，有关东南亚历史的著名历史学家K.J.Tengonning贬低1958 Borneon的提议，看为“一种伪装的MI5（英国第五司令部）演习”。

                    虽然，普遍上大家都认为，还有传播说，“马来西亚”与婆罗洲领土合并的提议是由当时的马来亚首相Tunku Abdul Rahman于1961年5月27日提出的。当时，Tunku是这样回应新加坡“外国记者协会。考虑到英国潜在的物质利益，英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合并的大事归功于Tunku，其实这一切实际上是英国的主意。

   在这里应该指出，战后，英国在马来亚的投资利益远远超过了他们在印度的回收利益。战后英国迫切需要橡胶和锡的收入偿还债务和重建。因此，英国看到婆罗洲领土，新加坡与马来亚的和平合并所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

李光耀当选新加坡自治殖民地首相后，协助英国推进了合并这一想法，同时巩固了自己的党派来反抗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阵线是与砂拉越华裔反对派，他们都是被印尼和中国等外国指示反对马来西亚的计划。

      Lee于1961年9月13日至10月9日之间进行了12档广播（发行为《合并之战》）以支持合并。                                                      2.

          然而，对Poulgrain波尔格兰而言，组建马来西亚的主要动力是石油，而不是种族平衡。尽管当时Tunku坚持将婆罗洲殖民地带进来，在当时的新闻界和主流书籍中都美其名坚持是为了使新加坡的华裔人口与婆罗洲地区的土著人口可以维持种族平衡。

 实际上，正如Poulgrain所指出的那样，根据1962年的人口普查，到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之时，华人是砂拉越最大的族裔。英国政府真正在意的焦点是要保住文莱作为 “英镑地区最大的美元单一来源”。

石油工业是由文莱苏丹所独占，但是英国马来亚石油（BMP）是很大的得益者，现今文莱Shell石油公司是（BSP）的前身以及跨国荷兰皇家Shell集团的子公司，英国政府继续进行一对一的安排以保持其垄断地位。

       早在1956年3月，文莱苏丹对合并后将成为强制分享其石油财富的手段表示警惕，并发表了一份新闻声明，拒绝文莱与马来亚合并的构想。

        随后，英国于1958年9月以女王（议会令）规定海洋边界，重新将文莱的近海地区与北婆罗洲和砂拉越的地区分开。

        Poulgrain波尔格莱恩指出，为文莱划定新的边界与更紧密的婆罗洲合并的意图互相矛盾，从苏丹的角度来看，及时重新定义文莱的边界只能被解释为支持他意望，苏丹国（以及与之相关的油田）仍然与任何合并或紧密合作计划有区分的。

        Poulgrain继续说道，“文莱和砂拉越之间的分界线明显偏向文莱，将文莱西南安帕大油田包括在内归向给文莱。即使还没有解决婆罗洲领土去殖民化的解决方案，但这项安排为万一发生的情况做好了准备，文莱及其丰富的离岸前景仍将在英国的垄断之下并在英国的国防条约之下。             

        1991年Poulgrain对D.R. Gribble/格里布尔上尉和阿尔伯特·扬（Albert Young）上尉访谈时证实，这个巨大的油田于1958年为当局所知，与其在1963年“正式宣布发现”的年代还更早。至于砂拉越领土上的石油，英国人准备将其交还给受到英国控制的新联邦马来亚。 1956年4月，时任砂拉越总督Sir Anthoy Abell/安东尼·阿贝尔爵士在向殖民地官方来往文件中指出，“马来亚和新加坡的政界人士都对婆罗洲领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包括其空地，潜在财富和石油。 ”。

         Poulgrain难以言语，并补充说，这是“值得注意”的事是总督Abell承认马来亚以婆罗洲领土具有“帝国主义设计”和野心作为合并理由。

        但是他观察到，那些对历史有足够认知的人担心马来人统治砂拉越（和沙巴）当然不会欢迎将现有的殖民主人换成另一位主人的前景。实际上，到1949年，在“马来亚，制造反华情绪与反共主义已经互相融合”。公共记录官方的文件显示，最大的骚乱-称为1956年10月的共产主义阵线骚乱-是由新加坡当局故意引起的，例如，以致逮捕一些著名的反英激进分子。

         此外，Poulgrain通过吸引人们注意英国建制局的深层组织在塑造联邦的最终格局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面对战后对去殖民化的需求，英国“必须确保婆罗洲领土，特别是文莱，在政治和军事上得到保障”的动机下，在即将撤离的地区为她的政治继任者做准备。”                  3。

      为了确保（政治控制）得到满足，“借调了英国第五军司令部的第二把手，任期一年，以改组和扩大特别部队。”从那时起，白厅（Whitehall）迅速采取行动，保护了其在该地区的大部分（即使不是全部）利益。

        殖民当局最担心的是在婆罗洲三个领土上的地方政治人物们在合并前要求自我统治的情绪激增，以及要通过组建婆罗洲领土联盟来抢占合并先机。三个区域的代表在Jesselton/杰西尔顿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自砂拉越的王其辉（Ong Kee Hui）文莱的阿扎哈里（Azahari）和来自北婆罗洲的唐纳德·斯蒂芬斯（Donald Stephens），以及于1961年8月共同发表支持婆罗洲联合会的声明。

         Azahari文莱国家主义者，在参加印尼独立运动之后返回文莱时坚持认为婆罗洲领土的自决必须先于联邦，“基于人民的同意，而不是基于殖民统治者命令人民。”  这要求引起在伦敦的英国当局愤怒。

         Poulgrain指出：“在英国马来亚石油（BMP）公司情报网络故意提供有关Azahari错误的信息，英国情报局就将Azahari形容为反英国人，是“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者”，并且是颠覆分子受到印尼政府的支持。关于BMP向英国当局提供情报的作用，Poulgrain这样说：“由于[BMP]情报来源有权限制将信息转发给Anthony Abell爵士，这表明Seria油田而不是Kuching油田，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权力中心。”

          Poulgrain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一个例子是，他提到了Kee Tuan Chye在他的《 Old Doctors Never Fade Away》（1988年）一书中提到的事件。自1959年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三次PRB大会前夕，因急性盲肠炎病倒，阿扎哈里/Azahari必须送进文莱大医院接受手术，但是当时主治医师Dr. Joseph Wolf受英国当局高层严格命令阻止给Azahari应有的治疗。

         因此，阿扎哈里（Azahari）马上出院并飞往新加坡后，再飞往印度接受手术。就在新加坡时，印尼大使馆便提出仁慈的使命，将他送往雅加达进行手术。

        然后，他花了四十五天在印尼养病，可是[英国建立组织]便乘机深度叙述诬蔑Azahhari与当时的印尼执政党有同谋嫌疑。。Poulgrain/普尔格兰以 他在1990-91年对流亡的Azahari的采访而说，英国当局故意将Azahari描述为与印尼有政治关系，这样的挑拨离间使苏丹疏远Azahari，尽管Azahari跟苏丹与文莱王室关系密切。

        在Poulgrain进行研究时，Azahari的“文件”尚未从档案中解密，这些文件当成机密处置了五十年。同时，砂拉越的殖民当局目睹了政治意识的觉醒，这无疑是由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改革之风”演说以及1960年初伦敦与吉隆坡之间的会谈所引起的

       所有这些以及为筹备新的市议会和区议会的选举，导致了各族裔社区之间政党的形成。第一个是砂拉越联合人民党（SUPP），于1959年6月注册，口号为“Sa’ati”和“砂拉越为砂拉越人”，希望砂拉越各族群团结起来争取独立，以便砂拉越人可以享受自己的丰富自然资源，而不必被殖民势力剥削。

                                                                                                 4.

        但是，这些最初注入砂拉越国家主义精神的指标被英国殖民政府解释为朝着可能危及英国“宏伟设计”的方向发展。当时英国政府在中非和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地已经在面对管制殖民地人的困难。         

        1960年7月，新任砂拉越总督Sir Alexander Waddell/亚历山大·瓦德尔爵士发表了题为《颠覆砂拉越》的白皮书，预告华人的知识分子中有人参与共产党活动。

        SUPP意识到殖民地政府企图疏远广大民众，特别是当地人及其领导人，警告党员：“反对SUPP的人总是试图把它涂成红色”，并建议“那些反对SUPP的人”具有艺术倾向和才华的人不要将这罐油漆带入聚会场所。         

       同年八月，一家中文报纸的编辑被遣送回中国，尽管他出生在砂拉越，因此在当时，在技术上是英国子民。时任砂拉越特别处副处长的蒂姆·哈迪（Tim Hardy）在他的《勉强的帝国主义者》（2009）一书中叙述了以下内容：[当“共产主义组织”（CCO）的消息被过滤掉]时，只“提供时任政府想要的信息。

        马来亚和澳大利亚内阁部长，以及新加坡的大官员和大人物，来到古晋寻找现场新闻。 ...美国人在敦促伦敦-您对婆罗洲的左翼分子怎么处理？伦敦催吉隆坡和新加坡，最后是古晋遭殃。”

        Poulgrain/波尔格莱恩的书证实，当局不仅仅是孤立SUPP这首开先河政党在其在土著团体中扩大成员范围之外，还试图破坏该党。        

        总部位于新加坡的英美情报组织，远东安全情报局（SIFE）介入，作为特工挑衅者以“政治工程”手段装置陷阱。William Andeas Brown威廉·安地斯·布朗（CIA）在Frank C. Starr弗兰克·C·斯塔尔（CIA）和 John Slimming/约翰·斯利明（MI6）的协助下，于1962年进行了秘密的军备行动，向所谓的砂拉越地下华人年青人提供步枪，这些砂拉越年轻人与印尼婆罗洲的边界印尼华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Sir Alexander Waddell/亚历山大·瓦德尔爵士在1991年接受作者采访时证实，中央情报局于1962年参与为党中的“左派”分子提供步枪，以煽动他们。

          因此，除了[建立机构]在政治上设计这些联系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将北部的文莱马来人与位于砂拉越南端的砂拉越华人联系起来。Hardy/哈迪证实了这一点，不怎么担心这种反殖民主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对受过教育的华裔有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者。按照他所说：“他们所支持的不是少数人能理解或渴望毛泽东主义的倡导，而是其对马来西亚联邦制的坚定不移的反对，这一前景使大多数华裔对马来亚统治感到恐惧。

        在马来西亚成立前夕，这位英国殖民官员对砂拉越局势的分析最能说明这问题：“就其本身而言，马来亚政府或多或少公开承诺向任何愿意在砂拉越竞选的政党提供资金。五家崭新的政党迅速相继注册，每个政党都声称代表着各种族利益，但每个政党反过来都只是在提供掩护，机会主义者希望借此掩盖他们贪念想获得吉隆坡的金钱和影响力。吉隆坡将他们全都打造成亲马来西亚的“联盟”，该联盟通过“赢得” 1963年的选举，清除障碍铺路给吉隆坡和伦敦宣称确认为大多数砂拉越人选择吸纳入马来西亚联邦中。”

                                                                                                     5.

       实际上，Azahari的Partai Rakyat Brunei（PRB）受到包括Zulkifli和H.M. Salleh在执行层的渗透。这种渗透后来让特别处（Special Branch）处长罗伊·亨利（Roy Henry）策划了一场“虚假旗标”行动，以煽动1962年底的文莱叛乱。

        考虑到英国在马来亚的特勤局甚至招募了马来亚共产党秘书长赖德作为英国的双重代理人，这种渗透也许并不奇怪。 1939年4月至1947年3月，他担任CPM秘书长，当时他把党的资金卷走潜逃。当时，文莱国家情报委员会与砂拉越和文莱特别处(Special Branch)联系在一起。

        英国马来亚石油公司（BMP）的伦敦总部也与殖民地办公室保持着密切联系。 1950年代初，BMP建立了自己的石油情报网络，该网络与特别处(Special Branch)密切合作以照顾自己的利益，毫无疑问，其中包括发现西安帕大油田(Ampa oilfield)的机密信息。

        这个秘密需要政治上的自由衡量权，以确保英国的利益仍然至上，其次，政治上的操纵，以确保实施而获得这些利益。

        砂拉越和文莱特别处(Special Branch)处长的罗伊·亨利（Roy Henry）于1991年向波格兰（Poulgrain）公开承认其在发动文莱叛乱中的角色，为Seria“叛乱”的“自然爆发”提供了这关键。并确认“ 冲突(Konfrontasi) ...是英国和美国情报局制定的联合计划”

        1962年12月8日凌晨，当H.M. PRB执行官Salleh在PRB领导人A.M.Azahari 缺席时，在文莱发起了一场准备不足，时机不佳的武装叛乱，当时，那些在第一省偏远郊区华裔青年就想方设法逃脱特别部门所设的天罗地网似的逮捕，越境逃到婆罗洲印尼边界避难。

        在1963年2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冷库行动”之后，在1963年2月13日在马来亚举行了相似的行动，在还未形成马来西亚之前，“砂拉越，新加坡和马来亚左翼政党的主要人物统统被拘留。”现在，那些可能重组和领导任何基层抵抗运动的政治活跃分子都一一被逮捕，一次过扫空清除，为了实践形成“马来西亚” 铺路。

        从英国档案中Poulgrain/波尔格兰揭开的证据，以及他从英国政府和安全部门官员所进行的口头访谈中收集到的更多支撑的证据。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组织部门协调一致的举动都共同归咎叛乱是“共产主义者”所造成的，是“政治上的阴谋”。文莱叛乱“确实牢固了英国石油利益集团与文莱苏丹之间的关系；它所导致的冲突/Konfrontasi，迫使砂拉越的决定加入了拟议的马来西亚联邦”，并为英国争取了文莱石油。

        Poulgrain的这些研究发现得到了马来西亚人类学家和民族志学家Yong Kee Howe博士的独立研究的证实和支持，他的著作《砂拉越的客家人：马来西亚冷战时代的献礼》（2003年）。在90年代，Yong 在砂拉越的实地考察中记录了那些反对殖民当局反对合并的人的悲惨经历。

        Yong为幸存的州/政府暴力受害人发出了声音，这些人至今在官方档案中保存的书面记录中乃然保持安静沉默和无表示。                             6。

       撇开政治上的正确性，Yong直率地描述了“在冷战军事，经济礼物的背景下，将砂拉越并入[大马计划]” 得到了两个令人惊讶，但常规的消息的证实。首先，历史学家Dr. Tan Tai Yong在他的著作《创造大马来西亚》（2008）中进行了以下评估：

         因此，东姑显然对拥有新加坡不感兴趣。他追求的真正奖赏是婆罗洲领地，而新加坡则是他必须付出的代价。 ……显然，国家(马来亚和沙砂两国)没有文化或社会基础；马来西亚严格来说是政治权宜的产物。

        第二个资料来源是当时马来亚首相Tunku Abdul Rahman本人，他在1980年代初期与Abdullah Ahmad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后来Abdullah于2016年出版在《与TunkuAbdulRahman对话》一书中记载东姑坦率地承认：    

     “是的，他们（英国人）在1963年（随着马来西亚的成立）给了我们砂拉越，沙巴和新加坡以及许多其他东西。英国本可以给予新加坡，沙巴和砂拉越独立，但他们却没有。相反，他们将它们交给了我们。”

        这本书着重于印尼的冲突政策因应婆罗洲领土与马来亚和新加坡合并为联邦的提议。(The Genesis of Konfrontasi)详细介绍了该提议所导致的区域政治动荡，特别是幕后大国故意设计的举动。相比之下，本评论仅侧重于本书中涉及砂拉越的那部分，特别是隐性议程所驱动的操纵和策略，将砂拉越非自愿地“推入”联邦。

        在这方面，所有砂拉越人都应该读这本书，是的，值得研究，因为这是一本有启发性的信息宝库，到目前为止，这些信息仍然是隐藏着的，或者是故意不向大众公开/查禁的。    

(借助Google翻译。林梅芳整理)  27/4/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