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诛达行动”到主权回归的再思考
（砂拉越中区友谊协会会务顾问 余清禄 2025年11月12日）
1963年7月9日，英国人委派林鹏寿以砂拉越华族代表之一的身份，在伦敦签署《马来西亚协议》（MA63），象征着当时上层政治菁英对“平等伙伴”的信念；然而十年后，他却在“诛达行动”（Operation Judas）中被捕，成为殖民阴影下的牺牲者。这一转折，仿佛凝结了砂拉越政治命运的两极——从信任到悲剧，从合併到觉醒。
从签署桌到牢房
林鹏寿出身诗巫下游廿四甲坡，为福州移民第二代，长期领导砂拉越华人公会（SCA）。 他是右翼的政治工作者，认为与马来亚联合可换取经济援助与防务保障，是殖民终结后维稳的务实之路，似乎砂拉越、沙巴、新加坡，就此和马来亚进入了“平等伙伴”的历史时刻。
然而，所谓“平等”很快被政治现实吞噬。1966年砂拉越第一任首席部长史蒂芬.卡隆宁甘被吉隆坡搞的政变推翻了，1976年宪法修正案又将砂拉越公然降格为马来西亚第13州。殖民换了形式，主权却被一再剥夺殆尽。
1973年9月22日，耶谷政府发动“诛达行动”，以“镇压共产党地下组织”为名，逮捕29名诗巫华社知名领袖，其中包括政界人士、律师、医生、商人与教育工作者。林鹏寿的名字赫然在列——这位十年前签署马来西亚协议、象征“合法与合作”的代表，此刻却被指为“协助共产组织”的嫌疑人。 从伦敦签署桌到牢房，时间只隔十年，象征着砂拉越政治信任的彻底崩塌。
诛达行动（22/9/1973 “Operation Judas”）被捕者名单（共29 位）列下，以志历史∶
陈则颂、林恩洲、赵增荣、丁永超、郑传景、许如顺、丁仲敏、柳承彬、黄聿杰、许庆南、魏顺莲（黄中教师）、郑元石、黄礼秋、叶立德、刘其凤、陈国侨、萧招冬、吴庆发、李培新、黄江涵、周振裔、何余厚、刘文华、何仕松、何有明、萧孝江、黄和顺、许家栋、林鹏寿（在吉隆坡被捕）。
当年，诗巫的经济菁英、政界人士、教育界人士因同情左翼或邦助物资，就被扣上“通共”之名。政府以“特别保安区”为由，实施无审讯拘留。许多被捕者无罪而终，却在历史档案中留下模糊的“安全威胁”印记。林鹏寿的被捕，是最具象征性的。他代表着一代相信殖民者诺言的政治人物，却在国家机器转向高压时，成为牺牲品。历史的讽刺在于：他曾签下将砂拉越纳入联邦的条约，却亲历了联邦暴力的反噬。
从父辈的信任到子辈的追问
林鹏寿之子——林履宋（Alex Ling），在父亲的阴影与信念之间成长。他留学剑桥，主修宪法与国际公法，回国后以学者身份提出震撼法界的论证： 《石油发展法1974》（PDA 1974）在未经砂拉越议会同意的情况下实施，违反联邦宪法“邦国同意条款”，因此在法理上“无效”。 他指出，《砂拉越土地法典1958》与《石油采矿条例1958》仍保留邦国主权，砂拉越对陆地与海域石油拥有完整权利。
林履宋的学说，是对父辈政治信任的法理反省—— 父亲以签署“协议“导致砂拉越被纳入马来亚联合邦1成为附庸，儿子以法学要求恢复平等； 一个相信承诺，一个要求兑现。 历史，在这一家族中完成了自我辩证。
从“诛达”的镇压到MA63的觉醒
“诛达行动”的幽影并未随着时间消失，它成为砂拉越政治记忆的一部分。 那些被捕者的沉默与痛苦，让后来者明白： 没有主权保障的合作，终将沦为附属。 也正因如此，今日砂拉越各界重新审视MA63，强调“恢复邦国地位”，要求联邦归还原有的所有主权。这不仅是法理诉求，更是历史的清算。林履宋等新一代知识分子，透过法学与国际法框架，为砂拉越主权辩护。他们的行动，实为对父辈被时代误导的温柔纠正——以理性的宪政之笔，修补历史的遗憾。
诛达的铁窗，MA63的签署，石油法的争论—— 这些并非割裂的事件，而是一条连续的历史线索： 从殖民的余烬到邦国意识的觉醒，从被动被纳入到主动索回主权。
今日，当砂拉越再度高呼“落实MA63、恢复主权”时，我们回望那场52年前的名为“诛达”的风暴，应记得： 那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而是一代人的代价。历史终于在林家的两代身上，完成了悲剧与救赎的轮回—— 从政治的迷梦，到宪政的清醒； 从“相信马来西亚”，到“索回砂拉越主权”。这是一场迟来的觉醒，但却是砂拉越重新书写自身命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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